野牦牛队被撤并的消息和自然之友的一些反应
别了，野牦牛队
《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头版 记者：方三文 扎西多杰
2001年元旦刚过，就传来消息，长期在可可西里进行武装反盗猎活动的“野牦牛队”被撤并了。
尽管知道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我还是感到震惊。相信对很多一直关心“野牦牛队”，关心藏羚羊，关心环境保护的人也是这样。
不久前的2000年12月14日，还是一个让“野牦牛队”欢欣雀跃的日子。那天， “野牦牛队”荣获了中国环保最高奖金的
“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
在北京一直陪着梁银权的野牦牛队编外队员、环保志愿者胡佳的手机几乎成了热线，他们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个祝贺电话。
在颁奖典礼现场，野牦牛队的第三任领袖梁银权书记宣布： 30万的奖金将全部用于藏羚羊和可可西里其他开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野牦牛队”的弟兄们在千里之外观看了颁奖典礼的电视直播。他们因为资金匮乏，整个冬季都没能巡山了。
留英人类学学者杨建华给“野牦牛队”发来了这样的贺信：
爬冰卧雪，餐风露宿，心悬可可西里，情牵四海内外，七年一日，前仆后继，英雄夙愿终得偿；
肝胆相照，宠辱不惊，志在千秋功业，历尽艰难险阻，同仇敌忾，爱憎分明，藏羚有知可同欢。
从北京载誉而归的梁银权还没有返回格尔木，就接到了玉树州请他去一趟的电话。四天后，西部工委撤消，“野牦牛队”弟兄并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就在差不多同时，我收到了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寄来的一份材料，材料中说，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冬季巡山，清理了一批在可可西里捕捞卤虫的人员，这份材料隐晦地表示，这些捕捞活动和“野牦牛队”有关。“野牦牛队”
曾经多次受到类似的指责：出售缴获的藏羚羊皮、在可可西里进行采金等经营性活动。
这样截然相反的毁誉，是几年来“野牦牛队”所一直面对的，同时伴随的是“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复杂纠葛。半年前——2000年7月，为了探求其中真相，我和本报摄影记者周浩曾深入可可西里采访（参见本报2000年8
月3日报道《谁来保卫可可西里》）。
就在那次采访中，我认识了“野牦牛队”的队长梁银权，认识了尕玛、日尕，还有很多说不出名字的藏族队员，认识了辍学去当“野牦牛队”“编外队员”的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许永松。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
“野牦牛队”队员带着我们巡山，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的藏羚羊，也见到藏羚羊遭到盗猎分子屠杀的惨烈场面。
除了对盗猎者的痛恨，我们从“野牦牛队”队员眼中也看到了一种担忧，从1997 年以来，为保护藏羚羊立下汗马功劳的“野牦牛队”就始终处于被“撤并”、“解散”的阴影之下。
“野牦牛队”是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属下的武装反盗猎队伍，成立于1995 年。几年来，主要由“临时工”组成的“野牦牛队”，一直是广阔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主要的反盗猎力量，是藏羚羊等濒危动物的保护神。
1997年，可可西里成立自然保护区并组建管理局，困种种原因，“野牦牛队”没有被吸收进管理局，但又没有放弃在可可西里的反盗猎活动，于是，可可西里出现了两支管理队伍并存的情况。两支队伍互不服气，互相指责。而撤并、解散“野牦牛队”
的说法则从来没有停过。
从可可西里回来后，我们对可可西里、对“野牦牛队”的关注也从没有中止过，感谢胡佳，他将他大部分有关“野牦牛队”的邮件，都抄送了一份给我，从这些邮件中，我得以了解“野牦牛队”的各种情况：什么时候进山了，抓住了几名盗猎者，什么记者又去采访了，获了“福特环保奖’，梁银权去北京领奖，直到“撤并”的决定下来，梁银权赶了一千多公里的路到玉树州去，听取关于“撤并”的方案。
据称，按照方案，除5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的其他队员都将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而“野牦牛队”的名称也将不再使用。
这样的“撤并”是不是最佳的方案，也许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有一点是肯定的，带有传奇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野牦牛队”将不再活跃在可可西里。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曾经背负的环保主义旗帜将会倒下。藏羚羊，可可西里，将继续凝聚人们关注的目光。
遗憾中的希望——梁从诫谈“野牦牛队”撤销
《中国青年报》 2001年1月07日记者：王尧
本报一直关注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命运最近发生了变化，这个以鲜血和生命同偷猎分子斗争，赢得海内外尊敬和钦佩，被誉为“藏羚羊保护神”的机构将从此消失。
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传来的消息，当地官方已于近日作出决定，撤销隶属这个州管辖的治多、曲麻莱两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其业务全部归并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华社分析说，这意味着闻名海内外的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将从此隐退。
本报记者今天采访了梁从诫先生。这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曾经为关注藏羚羊的命运，致函英国首相布莱尔，并在1999年以不年轻的年龄去了海拔4000多米的可可西里，“差点在那里丧命”。他与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都有过不少接触。
“这说明，野牦牛队是事实上的撤销。”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既感到遗憾，又在遗憾中有很多希望。我最反对的是偷猎行为，最关心的是数量不多的藏羚羊。”
他解释：“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出生入死，保护藏羚羊，牺牲了索南达杰等两位负责人，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敬和赞誉，世界上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多。野牦牛队刚刚以‘保护濒危物种藏羚羊反盗猎行动’获得了中国环保最高奖金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可奖金还没有拿到手，没有想到就解散了。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毕竟这么多年，他们是惟一一支在可可西里反盗猎的力量。”
梁从诫先生认为，建立保护区，结束多头管理的历史，理顺可可西里的管理工作，对保护濒危的藏羚羊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任何人的反盗猎行动，自然之友都愿意给予支持”。同时他指出，“野牦牛队结束了，也失去了很多获得国外支持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青海省的损失。闯出一个品牌不容易，用生命闯出‘野牦牛队’的品牌更不容易。如今在大家的心目中，‘野牦牛队’已经结束，‘野牦牛队’这个英雄的称号只能成为历史。”
“我对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抱着希望。”梁从诫先生介绍，他与保护区管理局才嘎局长有过交流。“我希望保护区能继承和发扬治多县西部工委的战斗传统和精神，用工作赢得荣誉和尊敬。其实，全国和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拭目以待，看着他们的行动。我相信他们保护藏羚羊的行动会赢来未来的荣誉。”
据悉，青海省政府于1995年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1997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巡逻守护，藏羚羊的数目目前有三四万只左右。解散后的野牦牛队包括负责人在内的部分工作人员将回到治多县，原来队里招募的人员将以志愿者的身份到保护区管理局继续为保护藏羚羊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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