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推迟了原订播出的系列片，临时插入报道川西洪雅县肆意砍伐天然林的惊人事态。据了解，这部片子是电视台记者与重庆的几位环保志愿者、自然之友会员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极其艰苦的实地调查和采访后制作的。为此，我们采访了“经济半小时”记者唐立新。
第一眼见到唐立新，从神色上我感到他尚未脱离“战斗状态”，我注意到他右肘下有一大片青紫色瘀肿。他语调平静，似乎想强压住胸中翻滚的激情和急于喷吐的话语——
今年六、七月间，我们接到重庆大学吴登明老师的举报：川西林区正在肆意砍伐天然林。但随后的特大洪灾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灾区而无暇顾及其他。洪水刚过，我们与重庆联系，原来他们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重庆分会的会员。吴登明老师已在洪雅一带调查了两个多月，此时正在成都附近，但因林区戒备森严，不敢贸然进入。另两位会员周虹冰(女)和谢怀建热情欢迎我们，要我们立即去。他们说：我们去跟他们讲道理，不管用，你们来了就好了。于是，9月19日我和摄像记者陈艳波飞赴重庆。
事先，我们做了充分准备，除足够的经费和电视摄像机外，还带了微型摄像机。 老吴到机场接我们。我们在重庆租了一辆丰田越野车。我又动员重庆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韦云隆，他欣然同意与我们一起前往，还带了一辆桑塔纳，派了两名干练的司机。当晚，我们研究了可能遇到的各种意外情况及应急措施。因为此行干系重大，我们商定，到林区后，一般情况下分头行动，一辆车出去调查、拍摄，另一辆留守驻地。如一组受阻或被扣，另一组立即带上资料撤走。
9月20日
清早，我们一行8人分乘两辆车，沿成渝高速公路奔至成都。为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在成都未惊动任何人，悄悄赶赴洪雅。
到洪雅县后，我们将柳江镇作为第一站，这是洪雅林场总部所在地。按照一条胆大包天的真理“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最安全”，我们直接住进了柳江宾馆。
洪雅是四川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占地108万亩，其中天然林58万亩。洪雅林场东邻峨嵋山国家森林公园，又与瓦屋山森林公园相连，是川西原始森林的心腹地带。奇怪的是，洪雅林场却偏偏没有列入禁伐之内。
于是，全国各地木材商秘密云集洪雅，这里的天然林木材价格一涨再涨，从每立方米200元、300元、500元一直涨到1000元。洪雅林场疯狂砍伐，同时囤积居奇，等着国家全面禁伐后再高价出售。
柳江镇上木材商人来来往往。我们以木材商的身份出现在这里，没受到任何怀疑。老吴已在这里做过很周密的调查，得知主要砍伐工区有龙虎荡、燕子岩和黑山村。
9月21日
早晨5点30分起床，开丰田车去龙虎荡。当地人见了丰田车瞪着眼看，以为有来头。我们索性装作林业官员，端着架子往山里闯，上山的三道关卡一举通过。看得出来，这条路专为运木材而修，路很窄，而且无岔路。一群来自绵阳的民工还在往山里修路，一名工人告诉我们，年底能把这路修通，山上的树足够砍10年。
到了海拔2000米的地方，路上连石头都不铺了(估计是山太高石头运不上来)，干脆用原木铺路，直径20-30厘米的原木足足铺了好几公里。
路边的木材越来越多。走了约一半路时，看见漫山漫坡堆着木材，直径足有一米多。这里海拔高，很冷，根本没有人工林，全是天然的云杉、冷杉和其他杂木。
每走几步就能碰上一辆运木材的大卡车。路太窄，两车相遇，必须有一辆后退才能错车。车上的原木最粗直径有一米多。一路驶上山来，满眼木材，而且都削掉树皮，好往山下滚。据说人们一般上午上山，下午四面八方都往山下滚木头，就没人敢上山了。
这时，我踩了一棵没皮的木头，把咯膊摔青了。
当时已是中午，工人都回家吃午饭了。山中空荡荡的，只见到处是刚砍倒的树，连枝带叶，乱蓬蓬一堆一堆的。突然间远处一架油锯响了起来，“突突”这声似从云端传来，震动整个山谷。最初一刹那我们还以为是摩托车，心想这深山中哪儿来的摩托?老吴说，这就是伐木的油锯。
我们兵分两路，一组向油锯声传来的地方找过去，另一组留在山下，用长镜头远距离拍摄砍伐场面。老吴、韦教授和我带着偷拍机上了山顶，山上一群绵阳民工正在伐树，四人一组。
我们问：一棵直径一米多的云杉需要生长多少年?
工人说：将近1000年。
问：砍伐它需要多长时间?
答：3分钟就完。
他当即表演给我们看。果然，不到4分钟，一棵合抱的云杉轰然倒地。
我们又问：这样的树还要砍多少?
答：早着呢，这一片全砍。
我们与工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们警觉了，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记者?我们说：我们来买木头，上山来看看。对方似乎不相信：你们是不是来调查长上游水土保持情况的?然后他摇摇头笑道：这跟我们没关系，老板给工钱，我们干活。
这时来了一辆奔驰大卡车。工人说车上的一人是当地林业公安的指挥长。这人仔细打量我们，目光中带着怀疑。我们一看不妙，我们人少力薄，立即下山，开车奔出林区。
当晚我们住炳灵镇，这里离燕子岩较近。
9月22日
早起驱车去燕子岩。我们的丰田车挂达县车牌，见人就说是达县的木材商。进山后，正下毛毛细雨，大雾迷漫，几步之外看不清路面。路窄，急转弯多，路况极差，随时都可能掉进悬崖。我们提心吊胆，觉得有可能回不去了。但司机老龙极有经验，小心翼翼往前行进。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开出40多公里。
途中遇见一送饭人，背着编织袋。我们停车，邀他搭车，实际是让他带路。问他：想买两千立方米木材，而且全要新木能不能有?他说：有的是，如果凑不齐两千立方米，马上可砍下来。
到了工区，满山是刚砍下的新木，全锯成四五米长。斧头的“梆梆”声，油锯的“突突”声，还有工人们“树要倒了”的喊声，震得山中的空气都在颤抖，有如千军万马的战场，但不见一个人。
我们下车，准备往山坡上爬。这时送饭人发现了韦教授包里的“掌中宝”摄像机，又见我包里有条专用线。此时“禁伐”风声太紧，林区人人自危。送饭人立即斜眼看着我们说：你们带了摄像机，是搞新闻的吗?语气中潜含威胁。我们返身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山来。一路上，不断有剥光了皮的原木顺山沟往下滚，堆在路边。粗略估计有几千立方米。
晚上住高庙镇。我们发现，这几天经过的几个镇上都有很多歌舞厅，按说在这经济较落后的深山老林中是不该有的。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的经济形态。
晚上出去摸底，自称木材商人。随便一问，街边就有人搭腔。此人叫刘三娃，常年在镇上做木材中介。他说话牛气十足：木材要多少有多少，全是天然林，人工林木材我还不卖，价太低。然后他介绍了一个名叫王进的包工头。
据说在这一带，采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林场批条子给本单位职工，按砍伐棵数付。职工再包给民工，也是按棵付酬。真正得利益大头的是有权批条子人。另一种是包工头花钱包下一片树林，砍伐收入全归自己。这些包工头得到最大利润，往往进行“地毯式”砍伐。这位王进就是这种包工头。他与人合伙，只花5000元就在黑山村买下几百亩林子，但据说为买林子花了几万元送礼。
我们打听王进，原来他就住在我们楼上。我们找到他，他非常爽快：要多少木才都有，全是天然杂木，明天我坐你们的车，带你们进山。于是商定明早5点30分出发。
9月23日
韦教授连日劳累，又感风寒，发烧躺在床上。我和老吴、两位司机早起去找王进。谁想这人夜间喝得酩酊大醉，正在房中大打呼噜。我们叫起他来，拉到车上，奔黑山林区去。到了一条小河边，对面就是林区，参天大树望不到边。人们用几棵原木胡乱架在河上，就算是桥。民工们将原木从对岸扛过来，这边有大卡车等着，装满就开走。听说木材价格一天三变，正不停上涨。
这里的包工头姓任，正吃早饭。老吴找到他(因老吴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凡事都由他出面)，称房产公司要买天然杂木，要上山看看。这位任老板极精明，一脸怀疑的神色，但还是答应了。
我们让司机老龙缠住任老板，另一位司机看车，我和老吴带了偷拍机上山。一队民工走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转眼消失在山中。我们只好自己找路。走了一段，突然滚下来一棵树，砸在我俩腰上，老吴当时就动不了了。
我伤得轻，决定独自上山。看着前边黑森森的树林，心里掠过一阵恐惧。这里根本无路，我只好顺沟走，后来才知道这沟是滚木用的，幸好当时时间还早，晚一点就开始滚木，我必死无疑，心里十分的后怕。爬上两米，又滑下一米，还经常有大木横堵。
这山约有1000米高，我爬了两小时，手上、脚上已有无数划伤。只听四面八方的砍树声、叫喊声，在空空的山谷中反复回荡，但就是见不到人。
爬到约900米高的地方，实在爬不动了，忽然觉得全身乏力。一连几天高度紧张，晚上睡得很少，早上又没吃饭，山路不知有无尽头，心里发荒，自问：还往不往上爬?但又本能地回答：一定要爬!
再往上，远远看见民工了，两人一组正往下滚木头。我给了两个民工80元钱，要他们把我拖上山去。到了山顶，正砍得热闹。我在旁边看着他们砍，偷拍。谁知不到10分钟，偷拍机的电池出故障，突然停止。我觉得再也支持不住，瘫然坐下，半天无语。这电池以前也出过故障，但很快又“自愈”了，所以我没在意。在这关键时刻又出了问题，眼看一棵棵大树在我眼前倒下，却无法拍摄，真有“千古之恨”的感觉。
坐了一阵，我请民工扶我下山。下到山腰，听见老吴“哦呵呵”的号子声，这是我们约定的“口令”，我也回了一声。我们回到小河边，任老板要请吃饭，我们不敢领情，开车狂奔，下午回到洪雅县城。
拍到的素材已经够了，于是我们打算公开亮相，与他们短兵相接。我们不停地打电话，找各级领导，但谁也找不到，就先找宾馆住下。无意中发现一特大木材仓库，占地几十亩，交易极为红火，大卡车不断进出。我们找着摄像机足足拍了一阵子，还觉得不过瘾，就进了仓库。韦教授和桑塔纳车在远处等着。
进仓库刚5分钟，林场木材销售公司就挡镜头。把我们连人带机押到楼上，扣了40分钟，查各种证件和身份证。他本无权这样做，但无法与之讲理。韦教授上楼拿出全国政协委员证件，他们仍不买帐。
这时我打电话与台里联系，他们也与县里联系，县里认为老扣着我们不行，这才放了我们，但派人一直跟着。
韦教授和老吴将所有录像带转移，到35公里外的丹棱县住下。我们留在洪雅，晚上不断有人来盘问，我们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环保组组长崔国旗也不断打电话与他们交涉。后来他们确定了我们的身份，态度变好，我才告诉他们：录像带已成功转移，两辆车也已开走，扣住我们没用。
9月24日
夜间我与崔国旗通电话商定：韦教授和老吴带着录像带先走，我、陈艳波与周虹冰、谢怀建留下与他们周旋。
上午，某副县长、林场场长等人来了，责怪我们不该偷偷来，如事先打招呼，会全力配合。我趁机提出要去山上看看，要求去高庙镇。因高庙无采伐区，他们欣然同意。又带我们到林场办公室，拿出采伐证等文件给我们看。如此走走停停，到高庙已是中午。
吃饭时我把场长拉到一边说：你们很配合，咱这算不算是朋友了? 他说：当然算。
我说：那好。前几天我们都用微型摄像机偷拍，镜头只有针眼大，拍出来效果很差，像是盗伐。还不如带我们去采伐区，好好拍，偷拍的镜头我就一个都不要了。
他问去哪儿，我要去龙虎荡，他立马带我们去了。这天的情况比我们前天来时更“精彩”，砍树工人更多，车也更多，我们从容地拍，所有镜头全都清清楚楚，后来播出的节目全用的这些镜头。
回到县里，县委副书记接受采访说：砍树是因为1985年用过世界银行贷款，要还贷款，县里太穷只好砍树。
我又争取采访党政一把手，答复说外出了，第二天早上9点半至10点可接受采访。但知情人告诉我们：县长就在县里。我打电话给崔国旗，她认为对方在拖延时间，恐怕情况有变。要我们作好准备，如到10点县长不来，立即撤走。
9月25日
县长直到10点20分都没来。两分钟内我们5个人上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宾馆。路边有一辆北京2020吉普车，见我们走了，立即向县政府开车。后来听说，县里人5分钟后赶到宾馆，扑了一个空。我们又一次运用“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的原则，向成都相反方向的雅安开去(要去成都应往丹棱开)。县里的电话不断打到我手机上，说要见我们，问我们在哪里，我说到了丹棱。同时，崔国旗的电话不断打到当地，要求他们不能扣人。
开出20公里后，周虹冰下车，带着录像带和1000元钱，搭农用车返回洪雅县。然后她女扮男装，乘车返回成都。
我们这边不断接到县里和林场领导的电话，一再说：求你了，老唐，一定手下留情。我一直与他周旋，直到通过最后一道收费站，大家全松了一口气。
进入雅安地界后，我电告崔国旗，她一步跨到楼道里，向“经济半小时”的全体同事宣布：成功了!在电话中，我听到欢呼声响彻楼道。
晚上我们抵达成都，周虹冰已等着我们。
9月26日
为防万一，我们没在成都上飞机。而是绕道重庆，然后飞回北京。傍晚，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我的两位女同事——万剑英和马英华来接我们，我们带所有素材直接回到中央电视台制片室，一宵接一整天没出屋，把片子编了出来。
现在我感到实在累了。
9月29日
四川省给中央电视台发来传真，已采取如下行动：
1，责成洪雅县立即停止一切天然林采伐行动；
2，迅速派调查组赶赴洪雅县了解天然林采伐情况；
3，9月27日，省林业厅紧急召开厅务会议，讨论决定：在9月1日四川西部三州两市一地全面禁伐天然林的基础上，10月1日起，四川全省禁伐天然林；
4，9月28日，省政府召开天然林保护工程工作会议，听取林业厅汇报，讨论并通过了10月1日全省禁伐天然林的决定，并于10月1日立即执行。
9月30日
本报得到消息：节目播出后，这次行动的主要策划人、重庆大学吴登明老师已接两个匿名电话。一个电话说：“我们洪雅已有三个人赶往重庆，你要当心!”另一个说：“你要用人头来赔偿洪雅的一切损失!”
吴老师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我最高兴的是节目能播出，能保住这片珍贵的天然林。我将随国家林业总局和中央电视台的调查组再赴洪雅。”
后记 ——
特大洪水将谈论多年的长江上游森林生态问题凸现在人们面前，从中央到地方痛下决心，一系列禁伐措施紧急出台。为什么还有人敢在这个时候顶风作浪、肆意砍伐?
而且从他们对“记者”的警惕和防范来看，完全是明知故犯。这也证明，后来北京主管部门为砍伐辩解说是为了还世界银行贷款而进行的、是经过批准的等等，也是欲盖弥张。如果真是合法砍伐，为什么那么怕记者呢？
问题在于：保护长江上游森林生态，受益的是中下游，而上游许多地方至今还是贫困区。上游砍树屡禁不止，原因正在于此。封山禁伐将进一步限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地群众的生活怎么办?一些专家早已呼吁应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上游和中下游之间进行利益调整，给上游的水土保持一个制度保证。这种“补偿机制”怎样才能尽快建立起来?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砍树并没有使当地群众致富，砍树的利润大都进了某些人的腰包。唐立新和吴登明在调查中发现，砍树民工一天工资才10元钱，他们对砍树同样很反感。
我们怎样才能从制度上堵住这种以权某私的漏洞，使当地群众自觉自愿地封山育林?
这一系列问题，可能正是我们透过这次事件，更应该深深思考的。
原载《北京青年报》1998年10月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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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o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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