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基金会创始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访问自然之友


两个老朋友


国际金融界鼎鼎有名的乔治.索罗斯先生应老朋友梁从诫先生的邀请,于9月17日(星期一)来到自然之友办公室进行私人访问,部分理事、媒体会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了见面.

梁先生回忆在80年代初在北京,当时索罗斯就曾向梁先生谈起过NGO,并询问中国NGO状况.但当时的梁先生自己还不知何谓"NGO".而今天,梁先生不但知道了什么叫做NGO, 而且还可以请索罗斯先生亲自来看一看中国的环保NGO"自然之友". :)

乔治.索罗斯此番来中国是应中国外交学会邀请,作为发言嘉宾参加<21世纪世界与中国>论坛,同时应商务印书馆邀请参加他的著作《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首发式,到"自然之友"的访问属于私人拜访.

开饭啦!

 中午,就在办公室里,这位人称 “大鳄”的社会公益活动家和慈善家熟练地用筷子和大家一道吃着从附近小铺临时叫来的普通饭菜,喝着凉水。

边吃边聊...


  他一到“自然之友”简陋的办公室,就显得很放松,和梁先生和夫人亲切拥抱,互致问候。接着脱掉西装外衣、摘去领带,轻松自如地回答了一些来自媒体的“自然之友”会员们连珠炮似的提问,坦率自然,有问必答,没有外交词令,还不时地和梁先生开开玩笑。这位当年曾是伦敦经济学院哲学系学生,崇拜波普哲学的金融家一听到“自然之友”理事、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的领域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时,眼睛为之一亮,两人差一点就这个没几个人听得懂的话题大谈起来!在被问到如果他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有漏洞,他也有机会发动袭击时,会不会出于和梁先生这样的老朋友的交情而手下留情?他坦然地而干脆地回答:不会,但我会事先提出警告!还风趣地补充道,你们要知道,池子里的鳄鱼并不止一条啊!

  临行前,他在赠给梁先生他刚在中国出版的书上题辞:“给梁从诫 怀着深情和对你坚持原则的精神的钦佩 乔治·索罗斯”;在“自然之友”的留言薄上写道:“对自然之友的访问并和我的老朋友梁从诫夫妇见面是一件真正令人愉快的事。这是我十二年后重访中国时的一个高潮”。

  索罗斯告别了。大家不禁在想:这个人就是我们从报上看到的那个被描写得穷凶极恶的金融投机家吗?

索罗斯先生和我们

金融之外索罗斯漫谈科学哲学
刘兵


   2001年9月17日,以“金融大鳄”而闻名的索罗斯访问了北京的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与“自然之友”的部分会员和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进行了问答式的交谈并共进午餐。

   索罗斯此次访华,正值他的新作《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新作主要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对亚洲的金融危机进行了独到且精辟的分析,也是他对其开放社会思考的一种整理。这一次,索罗斯也将他的新作译本带到了“自然之友”,并在他的一摞新书面前对自然之友会员和新闻媒体记者的各种提问侃侃而谈。有趣的是,索罗斯这次前来,与“自然之友”的邀请者,索罗斯多年的朋友、“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事先约定,此次谈话不涉及最使索罗斯闻名于世的金融和经济问题。但尽管如此,还是有记者忍不住问及像他对未来中国经济市场开放前景的估计等问题,也有许多人就诸如他如何看待近来美国受到的恐怖主义攻击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之类提问。

   其实,索罗斯虽然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主要以其金融方面的“成就”而闻名,但他却不是一位只问经济不问世事的专家,而是在社会、哲学、伦理等方面颇有思考的具有很强人文色彩的思想者。在梁从诫先生介绍索罗斯的时候,曾谈到一件趣事。几年前,当梁从诫先生在美国拜访索罗斯的时候,因他事务非常繁忙,结果是利用一次讲座的机会见的面。那次讲座给梁从诫先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索罗斯在一所医学院向医科学生和医学专家们谈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在讲座中,他对当代医学领域中的高科技发展带来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例如当代医学的发展,往往让人临终时在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在一大群陌生的穿白大褂医护人员的注视和忙碌中离开这个世界,他认为这是非人性化的场面,人本来应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拉着亲人的手走向彼岸。而作为一位金融专家,在面向医学专家们讨论医学发展和生与死关系这样的伦理学问题,也充分表现出索罗斯思考范围的广泛。

   在以往各种媒体的报道中,人们经常可以在字里行间中发现,索罗斯对其老师、当代著名哲学家波普非常敬重。尤其是他对波普的“开放社会”这一重要理念的大力推崇。这次他带来的新著就以“开放社会”命名。在提问时,记者提出了一个相对专业的问题,即除了像“开放社会”这样的学说或理念之外,波普还在一些什么观点上对他有深刻的影响。索罗斯回答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在证伪主义学说中,波普将证伪和证实相区分,指出了个人经验和事实对理论不能给出最终的“证明”的问题。而且在这种学说中,也引进了在理论和事实之间的某种不确定性。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因参与者的存在而带来的不确定性,有些像物理学中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但重要的区别是,物理学的原理面对的是自然界,而一般社会理论中的不确定性面对的是社会的存在。波普在他的理论中认为规律对自然界和社会是一样的。而索罗斯本人则认为这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提出了被称为“自反性”的理论问题。当科学的理论用于解释自然界时,自然界并没有改变,但诸如像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当被提出后,就对社会本身的存在产生了相互作用。索罗斯认为在这方面他对波普的理论有所发展。而且,在其《开放社会》这本关于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新著中,索罗斯也确实将诸如像“自反性”、“可错性”等与证伪主义哲学相关的概念诉诸于对经济理论的分析和阐述。

   索罗斯的谈话给人们的印象,正如《开放社会》一书的译者在谈及读后印象的译后记中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十分敏感、富于想象力、悲天悯人的思想者,一个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学者,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当然,也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商人;一个唯利是图的金融投机者。”在谈话中,索罗斯也不否认他的“形象”的这两个方面。这也正如他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所言: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社会正义。

   对于索罗斯这样一个对社会和经济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人们确实需要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不论是索罗斯的谈话,还是他的新著,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他的机会。